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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前,从广东三水前往新加坡建筑行业干活的妇女数以万计,一方鲜艳的红色头巾套在头上,成了她们身份的标志。一片大海将她们的人生隔成两半:这边是流尽血汗的异国土地,那边是骨肉分离的遥远家乡；在他乡,她们肩挑臂扛建起新加坡亚洲国际大厦、高等法院、南洋大学,硬是挑起了一座花园城市；在故乡,她们越洋寄来的工钱,成为养老扶幼、建房修田、殓葬嫁娶的经济支柱。 两鬓添风霜,回头已百年。如今,那里的建筑工地上不再有红艳艳的“红头巾”,七位仅存的老人,在异邦的夕阳中慢慢变老。在“红头巾”的故乡,三位百岁老人谈笑间安度最后一段人生。回首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面容苍老的阿婆笑说人生无法后悔。 全球至今只有10名“红头巾”健在 今年3月,“红头巾”的故乡———佛山市三水区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急寻“红头巾”活动。“红头巾”也称三水婆,是上世纪20—70年代下南洋到新加坡当建筑工的三水女子的统称。 结果令人唏嘘又伤感,4月底,消息传来,全球共征集到39名“红头巾”的信息,她们中,33名有姓名可考,其余6名则为无名氏。目前已经证实仍健在的只剩下10名,其中三人于多年前回到佛山市三水区安度晚年,7名目前仍居住在新加坡。这些老人,几乎都年逾百岁,堪称“人瑞”。 同时,佛山市三水区携手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纪录片,在广东和新加坡各地寻访“红头巾”故迹和文物,记录当年“三水婆”下南洋的传奇和坎坷命运,预计节目会在今年10月播出。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些生于珠江三角洲的弱女子,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去往千里迢迢的新加坡,从事最为艰苦的劳动?“近代中国出洋妇女90%来自是闽粤地区,其中又以广府妇女、闽南妇女为最多,其次为客家妇女和潮汕妇女。”根据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范若兰的研究,解放前广东妇女移民一为随着丈夫和家人迁移的依附型移民,一为违背本人意愿或被拐卖出国的被动移民,一为自愿出洋谋生或留学的主动型移民。而三水“红头巾”属于第三种。 自主出洋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点,大多出身贫困。为生活所迫,出洋谋生是她们彻底贫困下的被迫选择。她们中有的是得到丈夫或家人的同意,有的原本就与公婆或丈夫不和,但出洋后都勤勤恳恳,靠自己的劳动自立和接济家人。《三水年鉴》编辑部作家、被称为“三水通”的植伟森就告诉记者,《三水县志》中记载的“红头巾”《叹歌》真实反映了这种情形:“十个过洋,九个苦命,若非苦命,也因家贫……到了南洋六个月,不思茶饭半年长。” 异国操劳命运并未现奇迹 如今还在世的“红头巾“多数年龄过百,正安享晚年,然而,回首她们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则令人无限唏嘘,因为她们的大多数不但长期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而且很多有过感情创伤,一生劳苦。“红头巾”卢亚桂15岁结婚,丈夫是家中长子,为娶她婆家借了500大元,可却要她去还清。为此,她以每天两毛的工钱替人耕田,但经济情况没有好转,食不果腹。后来听说到新加坡一天有六角工钱,她没多想就去了。而17岁跟丈夫到新加坡的梁雪梅,好生活没有开始,丈夫却娶了二奶,婚姻生活充满悲伤。 年老后曾在三水芦苞镇敬老院生活的叶长莲是该镇年龄最长的“红头巾”,同样劳苦一生。13岁那年,她嫁给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家中大小事都要自己承担,包括砍柴、喂猪、耕田、种地。26岁时,眼看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她便把女儿交给二婶,瞒着丈夫跟水客南下。与大多数三水女人一样,在工地上,她什么都做,10多层高的建筑物,用双肩双腿把材料一担担挑上去。 还有一些“红头巾”,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无依无靠或受公婆苛待。总体上看,不管什么原因离乡背井,绝大多数的“三水婆”在异国他乡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命运也没有出现什么奇迹。在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她们日夜劳碌,不断为夫家,甚至娘家任劳任怨,埋头工作至年老力衰。 红头巾见证新加坡自治 据陈来华先生介绍,“红头巾”在新加坡参与建设的时间跨度很长,刚好见证了该国自治的历史,即从英国殖民地转变为自治国家的1960年代。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面临着将原来的渔村建成花园大城市的挑战,政府大力推动城市重建,发展工业区,重建基础设施,建设组屋新镇,需要庞大的工人队伍来完成。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平整建筑工地,搬运沙石、捞建筑用的水泥灰浆,都要用人工肩挑,“红头巾”遂成为颇受欢迎的一支建设力量。 据考证,“红头巾”承建的工程也包罗万象,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港、马路、桥梁,到新加坡独立自治后建成的人民剧院等都包括在内。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取在第9层接力的办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大工程。 茫茫沧海变桑田,随着最后一批“红头巾”走入暮年,那一段历史是否也将湮灭在滚滚红尘中? 5月27日,记者前往“红头巾”的故乡三水,寻访最后的“红头巾”。三名逾百岁的“红头巾”婆婆就生活在这里。 黄苏妹今年9月将迎来一百周岁生日,而居住在三水乐平南联赤东村的陈群和李秀竹,都已经101岁高龄。2008年2月16日,104岁的梁杏容老人安然辞世,是迄今年龄最长的三水婆。 记者走访三水侨务局、文化局和群众文化科了解到,1949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三水妇女下南洋了,一部分“红头巾”自上世纪40年代起陆续返乡。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部分“红头巾”步入老年,又有部分陆续回三水定居,当时大约有200多人。如今,在世的三人,黄苏妹精神抖擞,思维清晰,中气十足,陈群讲话流利,生活中还能给子孙帮把手,而李秀祝老人精神状态不佳。 红头巾晚年得到妥善照顾 这些年来,对于陆续返回家乡的红头巾,三水当地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对无儿无女的“红头巾”,免费安排入住敬老院,而健在的“红头巾”都能拿到老龄津贴,享受免费体检,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接受白内障手术。 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晚年留在新加坡的老人,在豆腐街拆除后,大部分搬到红山组屋区,她们独居的占多数,其余的与子孙同住,含饴弄孙。上世纪90年代,其中一些老人家曾一起回乡探亲,轰动一时。 由于劳苦功高,加上年事已大,新加坡社会对“红头巾”一直抱着尊敬的态度,政府为晚年的“红头巾”提供优待组屋,每月发放福利金。一些新加坡基层组织、社团和私人机构也对“红头巾”多加关照,也有义工组织照顾她们的生活。每到中国农历新年,住在红山组屋的退休“红头巾”可获得一些商业公司赠送的红包和应节食品。大年正月,“红头巾”常常受邀出席三水会馆的团拜。 一直以来,“红头巾”都是新加坡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并没有因为退出职业领域而被遗忘,其见报率也颇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还专门拍了一部反映“红头巾”生活的26集电视连续剧《红头巾》,一时间红遍华人世界,英文译名就叫《Samshuiwomen》。 “三水婆”为何偏爱红头巾 当时在建筑业打工的三水女子为什么要头盘红头巾,是接触这个群体的人都有的疑问。是三水故乡的风俗,还是新加坡建筑工地的规定,还是有其它含义?“在三水,并无戴红头巾的习俗,应该是工地常有泥水、灰尘,为了遮挡脏物和遮阳,新加坡是热带雨林气候,特别热。”植伟森分析。也有专家认为,这是马来亚华人建筑业独有的,也是华人建筑女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方巾热可擦汗,冷可保暖,因为浆过比较硬,还可以适当保护头部免遭碎石伤到。 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时到新加坡去做建筑工的,自然不止三水妇女,来自广东的就有花都、增城、四邑、高要、肇庆等地的华工。同一个建筑工地也有两三个包工头,有时工人一走散,很难分辨自己人,这给工地管理等带来诸多不便。 随着工人越来越多,没有标识是不行了,于是有人提议用头巾的颜色区分,其中的客家女工在劳作时戴的是蓝色头巾,来自清远的妇女则穿著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人数最多的三水姐妹别出心裁,选择了吉祥的红色。 据说,戴头巾的第一天,来自三水的女工们大清早起床后,便包红头巾,互相检查,直到满意为止。当天她们一在工地出现就大抢镜头,有报社记者还为她们拍下照片。三水红头巾也在新加坡出了名。自此,工地上秩序井然,各种颜色的头巾一目了然,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女工们也从中找到身份的认同感。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8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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