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48001659 · 发表于 2008-2-26 16:09

世界预防自杀日”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但这个日子对中国人而言却非同寻常——中国是世界上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超过1/4为中国人。

中国自杀者的特点:
　　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自杀者79%居住在乡村，28%从未上过学；
　　自杀者女性多于男性，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2.5:1。
　　诱发自杀的首要负性生活事件是经济困难，占40%，诱发自杀未遂的首要负性生活事件是夫妻不和，占62.4%。
　　58%的自杀者为服用农药或鼠药，75%的死者家中存放有上述毒药。
　　47%的自杀者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亲戚、朋友、熟人有过自杀行为。
　　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其中80%是抑郁症，仅9%在精神科就诊过。

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
　　由于文化及其他原因，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自杀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禁区。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正式放开对这一科研领域的研究。

　　2002年12月3日，我国首个经政府批准成立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同时开通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它意味着中国正式以科学的态度开始对自杀行为进行干预。从那时起，全国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采用热线、网络、门诊等方式，实施心理危机救助，更大范围和层次地进行自杀干预。

在我国自杀预防工作困难还很多：

相关法规的缺乏

　　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自杀，但明确规定了不可以帮助自杀。法律精神实质上是不鼓励人自杀，而鼓励人救助的。安眠药和急性毒药禁卖等规定是自杀危机干预机制的一部分，但这些显然不能在技术层面上杜绝自杀行为的实施。自杀干预机制更多时候还停留在单纯的劝导方式上，缺乏强制性抢救手段，相关环节缺乏明确的责任义务界定，参与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多数处于自发状态，一般通过自学和经验掌握救助自杀者的技能，凭热情去挽救生命。而在不少国家都有专门的《自杀救援法》对相关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以邻国日本为例，2006年日本通过了旨在抑制自杀人数上升的《自杀对策基本法案》。该法律规定，政府为减少自杀人数所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对有自杀可能的人提供必要的治疗和帮助，建立早期发现自杀倾向强的人并预防其自杀的相关机制，防止自杀未遂者再次自杀等。政府还将为此提供必要的财政支出，并且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减少自杀人数对策实施情况的报告。

相关卫生资源不足

　　从卫生人力方面来看，中国整个精神卫生服务人员比例非常低，美国500个人就有一个心理医生，我们国家现在有上亿的精神病人，可精神科医生不到两万，全国已通过国家执业资格鉴定，并正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仅数千人。从有关的医院床位来看，也不能满足需求，相对于众多患者不少地方医院的收治能力几乎饱和。财政投入也不够，由于缺少依据，不好作预算，不少地方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经济上也是捉襟见肘。

2007自杀身亡的名人：

人大人文学院教授余虹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一位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理论的学者，突然以他个人的意志选择死亡方式，2007年12月5日13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在“五十知天命”时突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层跳下，现场留下的遗书表示要把所有藏书捐赠给文学院。余虹生前的同事昨天都表示震惊而悲痛，目前，人大正在筹备追悼会。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的感言，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三个月，余虹竟然选择了坠楼。

两个诗人先后被传出死讯

　　在云南的青年诗人余地于10月4日自杀身亡。在新疆的80后诗人杨钊也被好友宣布于10月5日凌晨自杀身亡。前者引来一片唏嘘，大家为这个刚刚拥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诗人选择自杀感到不解和痛惜；而后者却遭到无数人的痛骂，因为所谓杨钊自杀是他搞的一场行为艺术。

韩国演员2007自杀潮

自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李恩珠之后，今年年初先后自杀的韩国演艺人有女歌手U-Nee、女演员郑多彬。不久，女演员姜银飞在自己的网页上留言：“还是别忘了我，我的童话就要结束了。”惹得众多影迷担心不已，纷纷请求警察看护她。而每次有明星自杀，韩国国内都要连带掀起自杀小高潮，其后1个月内的自杀率会比平时高两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