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黄大仙祠为香港民间信仰的突出代表，名动海内外。

佛北战新

香港黄大仙祠为香港民间信仰的突出代表，名动海内外。黄大仙祠起源于1897年广州番禺大岭村普济坛、1899年建成的芳村花地黄大仙祠。正是在1899-1913年间，广州黄大仙祠“香火极盛，倾动一时”，成功塑造了黄大仙“有求必应”的灵验形象，才有了后来在香港的辉煌。当时，广州花地黄大仙祠在郑氏兄弟主持下，“香火极盛，倾动一时”，奠定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群众基础。所以其实无论是香港还是广州的黄大仙祠都与三水乐平镇大旗头村的郑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2006年，香港啬色园出版《香江显迹——啬色园历史与黄大仙信仰》，详尽记录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三水乐平镇大旗头村郑氏兄弟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这里的郑氏兄弟是指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之子郑润煇、郑润深两人。花地是当时广州后花园，园林遍布，广植奇花异卉，从城区坐船过来十分便捷，因而成为官员、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胜地。郑润煇兄弟定居省城，饶于资财，拥有官衔，可与官场打交道，由他们出面筹款兴建花地黄大仙祠，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卢桂郁，为三水禄步龙坡人。另据《移民的神祗：香港黄大仙》一书作者罗斯教授调查，西樵稔岗黄大仙祠兴建时，也有一笔大额捐款来自三水县的某个有钱人。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三水郑氏兄弟，原因无他，晚清时期大旗头村的郑氏家族就是三水县的最大豪绅，他们兄弟出面号召，其他三水绅商积极跟进，花地、稔岗黄大仙祠自然容易筹集到资金。郑氏兄弟虔信神仙，似乎是受到乃父的影响。当时以黄大仙祠、善庆善堂负责人身份出面与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郑绍忠的儿子郑润煇。为应对新政压力，黄大仙祠设立善堂、主动提议兴办学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黄大仙祠塑造成公益慈善机构，第二是兴办学堂以适应新形势，避免被没收的命运。香港黄大仙信仰能取得今日的崇高地位，离不开芳村时期郑氏兄弟的贡献。他们在自己捐款之外，还动员更多绅商参与，与坛中道友一起苦心经营，以树立黄大仙“有求必应”的形象。后来黄大仙祠的主理人内部发生“数目内讧”，估计是三水郑氏兄弟与另一派弟子之间因钱银问题搞得很不愉快，所以双方就此分道扬镳。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自己的出版物几乎不提郑氏兄弟，或与此次内讧有关。三水郑家在发展黄大仙信仰过程中的贡献曾被埋没，在此整理资料，希望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